劳拉·D·泰森 约翰·齐斯曼

在一个人工智能机器和应用程序日益纷繁复杂的世界里，各种可能性和挑战都存在着巨大的不确定性。一种广泛的共识是，一些工作即将消失，一些工作即将产生，而且大多数的工作都将被改写。人们也普遍认为，智能工具和系统不会导致技术性失业，但新工作将与被替代的工作在技能、职业和工资方面有所不同。此外，自动化将继续偏向高技能型人才，技术转移和丢失工作的最大风险将落在低技能水平的工人身上。因此，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智能工具和系统所带来的新任务和新工作将如何影响工作的质量。即使大多数人保住了自己的工作，他们干的活儿是否还能让他们维持原来的生活水平？

具备人工智能的自动化将造成工作任务的明显错位，但关于这种变化发生的幅度和时间，仍然存在相当大的不确定性和争论。许多的例行任务将被转移或改变，但有多少工作将被完全取代？一般来说，当前人类完成的重复性劳动将变为由机器来执行的重复性任务，工人负责监控和评估机器的执行情况。什么样的新工作或新任务会被创造出来？即将消失的重复性工作和新创造的工作之间在技能和工资上的差异是什么？像优步这样的数字平台是否会创造大量的临时工作，优步是否将成为提供富有创意的新工作安排的新型运输公司？这一切将不仅取决于技术本身，还取决于劳动者的政治影响力和劳动力市场的法律法规，这些特征在不同国家之间有着明显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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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司、社区、经济体和社会来说，适应新的技术转型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推动我们研究的关键在于，技术发展能否以及如何创造并维持高质量的就业机会和高技能工作。正如《所罗门的密码》所提出的问题：人工智能技术应如何服务于人类的宗旨，给人类带来福祉，适应不同国家和地区迥异的政治和文化目标？

数字系统本身的基本安全性也构成了重大的经济和社会挑战。对那些从数字人工智能工具中寻求竞争优势的公司来说，确保其财务、智能和运营资产是至关重要的。网络安全已经跃升为最大的商业风险，企业需要对系统进行大量投资，以防止竞争对手、个人或政府进行网络攻击。

各国政府面临的公共政策挑战形式多样、困难重重，且往往互相矛盾。第一大挑战是如何挖掘人工智能工具的潜力。然而，这一点现在只引发了政策辩论。为了适应不断变化的科技机遇和挑战，现有各领域的机构，从学校到司法系统，再到国防系统，都需要不断改革。除了现有机构的内部变革困难重重之外，合适的改革目标目前尚不明确。

第二大挑战是在人工智能工具日益强大的数字时代维护网络安全，防止可能的数字技术滥用。在这里，明确什么是私人网络安全，什么是网络冲突和网络战争中的公共责任，是至关重要的。谁来负责投票系统、新闻、金融系统和能源系统的完整性？芬兰这样的社会并没有像美国这样把这些问题严格地区分开。

第三大挑战是数字化或人工智能系统本身的管理问题。例如，我们关于市场竞争、欧洲竞争政策和美国反垄断政策的基本规则，都在逐渐地适应那些拥有全球能力的主流平台玩家，他们有能力塑造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并且控制着海量的信息和数据。当占主导地位的公司向消费者提供“免费”的产品和服务，以换取有价值的信息时，如何衡量市场的力量？如果人工智能引擎的黑匣子中隐藏了带有偏见的判断，那么我们该如何执行反歧视政策呢？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国际规则来保护隐私、消除偏见？这些规则应该由哪些机构制定？

最后一个挑战在我们看来既是一种道德责任，也是一种实际需要，那就是为个人和社区提供社会保护、贡献社会能力，来适应由人工智能驱动的技术变革所带来的巨大变化。仅仅为那些生活被技术变革破坏的人们提供过渡期必要的帮助，还不足以确保社会、经济和政治稳定。为那些流离失所的人们描绘美好的未来、创造新的工作机会将是至关重要的。

《所罗门的密码》包含了一个强烈而清晰的信息：人工智能工具和它所支持的系统与平台的发展速度比预想中要快，这要归功于计算能力、半导体和数据存储方面的突破。这些进步为个人、企业和国家带来了挑战，要求各方迅速做出反应。那些能积极使用并适应这些新技术的人将会占据上风。相反，那些不接受或者不适应的人可能会被抛在后面。对国家来说，未能制定有效政策以维持相对公平的结果将与未能采取措施一样具有破坏性。《所罗门的密码》翔实的分析和示例，涵盖了由人工智能工具和系统的部署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和议题，为应对未来的选择和辩论提供了一个极好的起点。

（作者分别为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前主任、政治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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