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中央一号文件”中提到，举全党全社会之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乡村振兴”在今年全国两会上成为代表委员关注的热词，尤其是人才队伍建设方面，多位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提出相关建议和提案，建议通过加强涉农中职教育、加强农村经济带头人培育、加大力度扶持农业龙头企业等具体措施，促进农业现代化、助力乡村发展。

乡村振兴离不开人才这一核心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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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福建省永泰县希安油茶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卢玉胜认为，乡村振兴，人才是关键，“乡村发展的硬实力、软实力，归根结底要靠人才。”他表示，通过调研与实践，目前乡村振兴的人才总量和专业人才缺口仍然巨大，已经形成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中发展瓶颈之一。

全国人大代表、福建省永泰县希安油茶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卢玉胜。受访者供图

卢玉胜表示，目前农村“空心化”“老龄化”问题严重。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留下的妇女、儿童、老人成为农村人力资源的主体，使得乡村劳动力年龄结构从“橄榄型”变为“哑铃型”；同时，由于对职业农民培训的方式缺乏创新、培训内容实用性较差等原因，农村劳动力素质整体偏低。他认为，目前国家支持人才返乡下乡的政策力度还不够大，“招人难”“用人难”等影响返乡下乡创业的问题普遍存在。农技推广人才队伍“老化”“弱化”现象明显。此外，向基层倾斜的人才政策机制尚未建立，尤其是在中西部地区，年轻力壮的人往往不愿意担任村两委干部。乡村教师、乡村医生“流失”“错配”现象并存。

他建议，多层次加强“三农”人才队伍建设。首先，坚持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核心地位，拓宽农村选拔吸纳干部人才渠道，深入推进大学生村官工作，通过本土人才回引、院校定向培养等渠道储备村级后备干部；其次，多渠道鼓励“乡贤”回乡创业，发挥农村人才“传帮带”作用。他认为，农村应该更好利用返乡创业人员的优势，建立“留根工程”，制定激励机制，适时视情给予这些人申领或恢复宅基地政策等。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表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离不开人才这一核心要素。“随着一二三产业的融合，乡村经济空间不断拓展，乡村经营性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强烈。”张颐武举例称，2020年以来，浙江、云南、天津等地陆续发布面向全国招聘农村职业经理人（俗称“乡村CEO”）的公告，鼓励本土和返乡人才从事专门的乡村经营性工作，发展乡村产业，提高集体和农民收入。160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之一的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2022年荣获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称号，该县在总结共富乡村建设经验时也特别指出，培养乡村经营性人才、聘用“乡村CEO”是其中的关键之一。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受访者供图

然而，对于年轻人来说，返乡入乡从事经营性工作并不容易，乡村经营性人才的培养无法仅依靠行政手段来完成，相关的全国性培养体系也仍是空白。他建议，鼓励地方政府在制定乡村振兴规划时，纳入聘用、评估、激励乡村经营性人才的系列制度，为本土和返乡人才创造更有利的政策环境和工作氛围。建立全国性的乡村经营性人才的培养教育体系，提升乡村经营性人才培训的系统化，重视提升乡村经营性人才数字工具使用能力。

充分发挥职业教育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

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景德镇陶瓷大学国际学院院长张婧婧表示，当前，务农收益低、声望低，高素质农村劳动力不断“跳出农门”，县、乡不同程度存在土地撂荒、村落萎缩、“农民荒”现象，“谁来种地”问题亟待解决。她建议充分发挥职业教育在乡村振兴人才培养中的作用，助力培养一批“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乡村振兴人才。

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景德镇陶瓷大学国际学院院长张婧婧。受访者供图

首先，依托职业院校加强乡村工匠人才技能培训。系统构建适应地方农业特色发展要求的精准课程和校本教材；充分发挥中高职联动作用，开展“点餐式”培训；建立乡村工匠培训常态化机制，满足农民个性化的培训需求，培养高素质农民。其次，依托职业院校“定向招生、定向培养、定向就业”，培育农村规划和基层农村经营管理等综合性人才。同时，依托职业院校加强乡村社会服务供给，积极开展职教师生服务团活动，坚持送教下乡；协助政府做好人才返乡保障工作，留住本土乡村职业人才。此外，探索开展“乡村工匠”和职业农民职称评审，切实发挥乡“土专家”作用，提升职业农民社会地位和社会认可度。

全国政协委员、民建中央常委、中华职业教育社副理事长苏华也表示，应充分发挥职业教育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职业教育要主动出击，积极作为，更好地发挥“扶技、扶智、扶志”的作用，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振兴乡村注入更强劲的动力。

全国政协委员、民建中央常委、中华职业教育社副理事长苏华。受访者供图

为乡村人才振兴赋能，职业院校要强化服务“三农”意识，增强人才培养适应性；扩大面向农村招生的规模，为乡村振兴注满人才供给“蓄水池”；创新育人模式，为新型职业农民、种养能手、致富带头人、返乡农民工、复员转业军人等提供实用、接地气、多样化的技能培训，增强他们的就业创业能力。打破围墙式的传统教育模式，开门办学，送教下乡，使农民不离乡、不离土，就近接受系统的职业教育，实现产业链上培养人才。为乡村产业振兴赋能，职业院校要主动对接乡村产业，建立帮扶合作的长效机制，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围绕乡村产业需求开发课程；发挥创新优势，在藏粮于地、藏粮于技、减灾防灾、生态农业、智慧农业、新兴产业培育等方面下功夫，为推动农村产业发展提供有价值、能落地的科技成果。为乡村文化振兴赋能，积极开展乡村特色文化、民族文化、农耕文化的挖掘整理、传承创新工作，为乡村培养本土文化传承人。

卢玉胜也提出了多角度完善职业农民的培训机制，包括支持新型职业农民通过弹性学制参加中高等农业职业教育；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专业技术协会、龙头企业等创新培训形式，探索田间课堂、网络教室等培训方式；加大“土专家”、“田秀才”、农业职业经理人、经纪人、农村电商人才等乡土人才培养力度，在优惠政策、技术培训、信息服务、项目申报等方面给予倾斜和支持。

扶持农业农头企业，发挥带头作用

卢玉胜还提出了加大力度扶持农业龙头企业的建议。他表示，乡村振兴首先是农业产业振兴，需要培育壮大农业龙头企业，最大限度发挥带头作用，充分发挥农业的整体功能，实现种植、研发、销售一条龙经营，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推动农业及其关联产业产值效益最大化。

他建议，政府部门要扶持培育壮大龙头企业。首先，培育具有传统优势和价值优势的龙头“链主”企业，扶持企业把主要产业环节做强做大，打造“链主”企业品牌。支持龙头企业参与国家科技计划，发挥龙头企业在科技创新、品牌打造和市场开拓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其次，支持成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要鼓励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通过各种方式建立原料生产基地，让小农户有机融入农业龙头企业的发展中，通过“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与农民建立多种形式的利益共同体。加快推进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集聚区建设，构建“龙头企业+基地+专业合作社（农户）”等农企融合共赢模式，明确企业和农户收益，从而形成产业群，而不再是中小散户没有效率的单打独斗。

同时，出台相关扶持政策培育壮大龙头企业。比如充分发挥财政资金杠杆作用，切实降低龙头企业融资成本，扩大农业农村有效投资，促进农民持续增收，对龙头企业申报周期内已付银行贷款利息给予贴息。利用税收、政府补贴等方面政策，扶持龙头企业发展全产业链，形成多种经营主体参与的产业链体系。

此外，构建金融保障体系，激发龙头企业发展活力。他表示，现在企业贷款政策主要考核指标还是销售额、纳税额等，在这一点上，农业企业与其他企业没有区别对待。“应该根据农业企业生产周期长、资金周转慢、产品附加值低的特点，在贷款政策上予以特殊支持和调整，不能与其他性质的企业‘一刀切’，要有效配置金融资金、加大贷款力度、降低信贷成本、延长贷款期限。”卢玉胜说，同时，控制金融风险，让农业龙头企业在良好的金融生态和信用体系中安心谋发展。

新京报记者 陈琳

编辑 张磊 校对 刘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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