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都新城——近代北京的社会变革与文化演进》 王建伟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北京在20世纪上半期经历了三次改朝换代，从传统“帝都”转型为一座近代意义上的“城市”，管理体制变革，市政建设开启，空间格局演化，市域范围拓展，人口规模增长，新兴群体崛起，社会结构分化，现代工商业初兴，政治与文化生态重塑……新旧、古今、中西等各种不同性质的事物在同一处城市空间竞行并进，最终演化为纷纭杂陈的历史场景。当浓重的政治属性逐渐淡化，新的制度、伦理、思想等嫁接到“旧都”肌体之上，产生诸多冲突、不适与碰撞，北京也在城市身份的不断转换中寻找并确立了新的自我认同。

新旧交争的历史时刻

(资料图)

1919年，在北京基督教青年会担任干事的美国人西德尼·D·甘博如此记录他对这座城市的观感：“北京虽然是一个古老帝国的都城，但并不是一个行将退出历史舞台的城市，它正迅速地接受着现代生活方式。电灯、自来水、马路、排水系统、火车、汽车，甚至飞机都可以在这座城市找到，北京越来越成为一个当代共和制的国家。”就在同一时期，溥仪的英文教师、英国人庄士敦刚刚来到北京，他看到的景象是，“这个城市正在努力追赶着时代的步伐，力图使自己无愧于伟大民主的首都地位。这个城市的大学中，聚集着渴望变革的学生，他们正怀着不顾一切的急切态度，将现代科学和哲学，与世界语和卡尔·马克思的著作一起，用来夺取过去被儒家传统和腐朽圣贤们占据的领域。”

当庄士敦通过神武门进入紫禁城时，却似乎进入了“一个空间与外界迥然不同的新世界”，那里有坐在四抬大轿上的高级官员，他们头戴镶有红宝石和珊瑚珠以及孔雀花翎的朝冠，那里还有依照不同等级穿着不同服饰的宦官，更重要的是，那里还有一位十几岁的少年皇帝。紫禁城的围墙将墙内与墙外隔绝成了两个世界：帝制与共和。

瞿宣颖把从北京庚子到戊辰（1900年-1928年）将近三十年的时段称为“新旧交争的时代”：“旧的一切还不肯完全降服，而对于新的也不能不酌量接收。譬如拿些新衣服勉强装在旧骨骼之上，新衣服本不是上等的，而旧骨骼也不免失去原有的形状。”此处的“交争”一词客观呈现了那一时期北京各种不同性质的事物与现象之间既对峙又融汇的共生关系。

政治与文化的缠结

《旧都新城——近代北京的社会变革与文化演进》一书展示了20世纪上半期北京社会政治与文化发展进程中几个典型历史横截面，内容涵括“庚子事变”对北京的巨大影响、城市化进程的初步启动、北洋末期知识群体面对权力转换时在思想与行动上的选择、国都南迁与北平城市发展路径的新规划、消费空间与文化新秩序的构建、沦陷时期北平的政治与文化生态等。如果将这些似乎是分散性的历史事件与现象勾连拼接，就构成一个相对明晰的叙事主题，即近代北京的社会变革与文化演进。

从19世纪上半叶开始，中国文化封闭的内向环境开始受到外部势力的强势冲击，建立在工业文明基础上的西方文化逐渐渗透。相对于开埠多年的东南沿海城市，北京城市气质老成持重，长期带有优越感的向下俯视的思维与行为方式，缺乏主动进取的革新心态，生活在天子脚下的臣民有相对固定的思想观念，其行为准则、价值观、信仰的每一个细节，改变起来十分困难。

八国联军入侵，在带来巨大破坏力量的同时，也加速了城市走向近代化的蹒跚脚步，其所引发的震荡幅度并不亚于后来辛亥革命时期的政权更迭。可以说，早于1911年帝制解体之前，北京已经启动了内部的革新程序。

民国肇建，北京延续了国都身份，政治地位仍然是文化发展的重要保障，传统的惯性力量使北京维持着强大的文化气场，但崭新的文化环境也在逐渐孕育。一方面，作为中央政府所在地，各方政治势力在此竞相角逐，组建政党，创办报刊，不同政治理念之间相互交锋；前朝遗老、政客官僚、军事强人等纷纷登台，你方唱罢我登场，众声喧哗，一片眼花缭乱，北京仍是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心。另一方面，近代工商经济的发展为城市文化环境的更新提供了助推力量，大批新式知识分子从南方涌入北京，商人、学生、工人、警察、记者、人力车夫等，逐渐形成规模群体并介入城市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新思想、新风尚、新的生活方式彼此激荡，帝制时代农业社会中的一整套传统价值体系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城市新文化崛起。

近代史与城市史的交织

近代北京不是一个单向度的从传统走向近代的直线，而是一个新旧混杂与交争的曲线。那些被压制、被覆盖、被战胜的一面，同样构成了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因为各种原因，它们在后人的叙述中慢慢淡化或消失了，但并不表明没有存在过，更不表明不重要。我们需要努力将那些已经“沉底”的面相“打捞”一点儿出来，而不是仅仅呈现那些停留在表面的漂浮物。从最终的效果看，虽然这种努力并没有取得特别明显的效果，但至少表明了一种主动和自觉。

20世纪上半期的北京史就是一个从封建帝都到近代城市的演进史。以庚子事变为起始，八国联军入侵，帝王“西狩”，辛丑巨额赔款，紫禁城内荒草萋萋，清王朝统治的合法性基础其实已经丧失。辛亥鼎革，北京作为传统帝制国家政治中心的使命正式终结。从物质形态方面考察，那些代表皇权的宫殿、坛庙与园林虽然存续，但其性质与功能均已发生根本性变化，尤其是曾经附着其上的“神圣性”象征已经随着王朝倾覆而彻底瓦解了。北京的政治身份被剥离之后，它是一座“逝去之都”，内部的管理机制、街巷格局、社会结构、文化环境等都在进行重新调试，新旧、古今、中西之间，既有碰撞的一面，更有彼此融汇贯通的一面。这样一种混杂的组合形式，展示的正是近代北京历史的“过渡性”时代主题。（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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